像梵高的向日葵一样生活

2011年的一个冬夜,我冲过日本东京新宿繁华的街道,寻找一个名字陌生的私人博物馆,只为一幅画。
  
这座东京安田火东乡征二美术馆只有闭馆前的最后30分钟。 满头大汗,我急切地寻找,终于看到了白墙上的一幅大画。
  
这个艺术画廊收藏了梵高现存的七幅《向日葵》之一,画于 1888 年。对很多人来说,看到它是一种崇拜。
  
我屏住呼吸走近它,在它面前轻轻坐下。 隔着玻璃,金色的花瓣张牙舞爪,像我的老朋友。
  
刚上大学的时候,我就体验了“中国式教育”,只希望以后能赚钱,越多越好。 我知道如何分析段落想法和写历史主观测验来获得高分,但我不知道未来的生活。 直到我真正遇到了梵高先生。
  
大二的一个晚上,一部梵高的传记片在清华老图书馆的顶楼放映,那里人迹罕至。
  
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。 电影都是风景,梵高眼中的欧洲街道和乡村。 梵高本人并没有出现在整部电影中,但他在画外音中读了数百封写给他兄弟的信。
  
坐在屏风前,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位画家说话:“亲爱的西奥,从我窗外看到的船厂真的很美。杨树林中有一条小路,白杨树的苗条身体。细长的枝条以优美的姿态出现在灰色的夜空中。水中央是一座古老的仓库,寂静如以赛亚书中的‘古池不流水’……”
  
在我的家乡,许多人羡慕成功的是大学的行政长官、秘书和教授。 我和很多同学,虽然不喜欢,但只知道这种生活方式。 然而,梵高却完全不同。
  
看完电影,走出老厅,走下石阶时,夜空飘起了小雨。 突然,图书馆周围的所有树木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,我能听到它们的声音。 世界突然变大了。 梵高在空中,他问我:“你知道你这一生想要做什么吗?你知道如何不辜负生活吗?”
  
我骑马去了学校超市的花摊,那里没有向日葵,但有非洲菊、金色、肉桂色、粉红色和猩红色四种颜色。 我把它带回卧室,给了我的每个室友一朵花。 他们全都插在办公桌前,盛开着站了一会儿。
  
后来,我读了梵高的书信集,发现他是一个普通人,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赚钱,度过一生。
  
他出生在荷兰乡村,早年做过文员、商业经纪人和传教士。 但这位门外汉下定决心要“在绘画中与自己拼搏”。
  
他尽力练粗笔,练眼,练出某种忠诚。 最终,他越来越依赖于艺术对艰苦生活的净化,所以越来越多地使用纯正的亮黄色。 它是最丰富、最纯净、最明亮的阳光,似乎能净化一切痛苦。
  
大学毕业后,我放弃了离家近又有钱的工作,留在了北方。 同寝室的吴静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:她一个不会说瑞典语的人,一个人去瑞典上大学。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。 没有人听说过那个地方的名字。 它被称为乌普萨拉。
  
那一年之后,“毕业后修炼一年”、“辞职去旅游”的同龄人越来越多,“间隔年”这个新名词也逐渐被社会所接受。 一些年轻人在网上讨论的未来不再是升职致富,而是如何“年轻时追逐一些梦想”,让自己不后悔。
  
我们愿意像烈火一样的生活。 我想如果没有梵高,我们就不会如此勇敢、热爱生活、热爱尝试。
  
在接下来的两年里,我不时收到来自法兰克福、柏林和马德里的明信片。 我知道景琛几乎背着包走遍了欧洲。 她甚至去了北极圈。 使用“沙发冲浪”社交网络预约,她曾善意睡过很多陌生人的沙发,结识了不同语言、不同肤色的朋友,享受美酒。 在马德里参加项目时,宿舍窗外是一片蔚蓝的大海。 在来吃早餐之前,她可以跳下来游泳。
  
我也不在她身后。 我一个人去过中国20多个省的44个城市,很多都是农村和山区。 每次去一个城市,我都不会去名胜古迹。
  
安徽的山脊、台州的高速公路、贵州的沟壑,都在“摩托”的后座上驰骋。 昨晚,我进入云南矿难的山村,紧张地把黑车的号码发短信给主编。 今年12月,我进入大凉山,被内脏移位了10个小时。 不顾一切的努力,穿越寒风和黑夜,才是满足生活的方式。
  
我们也都累了。 梵高在信中承认:“我已经快40岁了,我真的对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……我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画的,我的理智下降了一半.”